在上海这座不断生长的国际都市里，建筑是凝固的音符，空间是流动的生活。而将这些音符谱成旋律、赋予生活温度的，总有一群默默耕耘的设计师。他们或许不像明星般闪耀，却用线条、光影和材料，在钢筋混凝土的森林里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审美语言。今天，我们要走近的，正是这样一支扎根上海、闻名业内——的专业团队，他们用近十年的坚持，诠释着设计的本质不是“炫技”，而是“解题”。
从小店到“梦之队”：一场关于“热爱”的集结故事
这支团队的起点，有些出乎意料。2014年的初秋，几位设计师挤在徐汇区一间不足100平的旧办公室里，围着一张掉漆的木桌争论不休。那时，上海的设计市场正被“欧陆风”“极简风”裹挟，年轻的设计师们要么模仿国际大牌的样板间，要么屈从于甲方“多放点石膏线”的保守要求。而他们想做的，是“让设计说人话”——既要有上海的“烟火气”，又要有国际的“先锋感”。
创始人之一陈默，至今记得团队接下的第一个“像样”项目：一家位于新天地附近的私房菜馆。甲方只提了一个要求：“食客进来，得像走进老上海朋友的厨房，而不是旅游景点。”为了这句“像朋友的家”，团队泡了三个月的田子坊，观察老弄堂里光影的变化——清晨七点的斜阳如何照在青砖墙上，傍晚五点的暖光怎样穿过木窗棂；他们甚至跑到旧货市场，淘回了斑驳的竹编吊灯、锈迹斑斑的铜锅，连服务员穿的蓝布衫，都是照着几十年前上海女工的裁剪缝制的。开业那天，食客们端着酒杯在老式橱柜旁自拍，有年过七旬的老上海捏着茶杯感叹：“多少年没见过这么‘对味’的地方了。”
这个小项目的意外走红，让团队尝到了“在地性”设计的甜头。随后，他们陆续接手了武康路上的独立书店、外滩美术馆的咖啡厅、静安区的共享办公空间……每个项目都像一次“田野调查”，设计师们化身“城市侦探”，在弄堂里捕捉生活的肌理，在老工厂里读懂历史的痕迹。渐渐地，“要做就做有上海魂的设计”成了他们的标签，团队也从最初的5个人，扩展到如今涵盖建筑、室内、景观、软装的全产业链团队，办公地点也搬到了苏州河畔的一栋旧仓库改造的LOFT，阳光透过高窗洒在绘图板上，像极了他们设计里的“光”——既有历史的厚重，又有未来的明亮。
灵魂人物：不是“大师”，是“生活观察员”
要读懂这个团队，得先认识他们的核心成员。没有包装过度的“首席设计师”，也没有浮夸的头衔，大家更习惯称呼彼此“老陈”“阿琪”“大雄”——就像在同一个工作室里并肩作战的老友，只是每个人身上，都带着对设计近乎偏执的专注。
陈默，团队的“掌舵人”，也是个“矛盾体”。 他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，曾在贝聿铭事务所实习，见过国际顶级设计圈的“高大上”，却偏偏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上海的“犄角旮旯”。他办公室的墙上，没挂任何奖项证书，反而贴了一张2016年拍摄的静安寺街道照片：一个老太太正坐在弄堂口择菜，阳光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洒下细碎的光斑。“设计不是创造一个‘完美’的空间，而是让不同的人都能在里面找到‘舒服’的位置。”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。2021年，团队接了个棘手的项目：黄埔江畔的一栋老厂房改造，要求保留“工业风”，但又要让定居上海的法国夫妇感受到“东方美学”。陈默带着团队在废弃的车床上画了半个月草图，最终没有用常见的黑白灰搭配金属，而是把老厂房的红色砖墙打磨平整，刷上了半透明的清漆，露出砖缝里的历史痕迹；客厅的吊灯，是用拆下来的旧机床零件重新焊接，配上宣纸灯罩，开灯时光影在墙上投出竹林的剪影——法国女主第一次来时，抱着砖墙说了句“C’est poétique（真有诗意）”，陈默觉得，这是比任何奖项都有价值的肯定。
李琪，室内设计总监，被大家叫做“空间心理学家”。 她从来不谈“网红元素”，只琢磨“人在空间里的动作”。做公寓设计时，她会提前去客户家“蹲点”三天：观察客户早上几点起床，习惯在厨房先喝水还是先煮咖啡，晚上是喜欢窝在沙发看书还是站在窗前发呆。“空间是有‘记忆’的，”她说，“你要让空间记住主人的生活习惯，而不是让主人迁就空间。”去年，她为一位独居的退休教师设计了书房，没有用复杂的书柜，而是在一面墙上做了嵌入式的壁龛，里面按教师常用的书籍尺寸隔出格子，连格子的高度都是根据她身高设计的；书桌旁特意留出了一个“懒人沙发”，她说：“老教师晚上喜欢躺着看书，这才是她最舒服的姿态。”这个书房后来登上了《ELLE DECORATION》，但读者们记住的不是“高级的设计”，而是那句“原来还有人会把空间设计得像‘量身定做的衣服’”。
王磊，景观设计师，团队的“植物翻译官”。 他总说：“上海的景观不是‘造’出来的，是‘长’出来的。”他拒绝大面积的草坪和整齐的绿篱，更喜欢去崇明岛、东滩的湿地里找本地植物——那些能在台风天站稳脚跟的芦苇，能吸引蝴蝶的野蔷薇，到了秋冬会结出红色果实的构骨。2022年，他们参与了一个长宁区社区公园的设计，甲方要求“好看又能维护”，王磊却带着团队在公园里做了一条“生态栈道”：铺的是拆迁老房子的旧青砖，种的是上海常见的香樟、桂花和鸢尾，还在角落里挖了个小池塘，种上荷花和睡莲。夏天，孩子们蹲在池塘边看蝌蚪；秋天，居民们捡掉落的桂花做香囊。这个没有奇花异草的公园，后来被评为“上海最具人情味社区空间”，王磊笑着说：“植物比我们更懂怎么和城市相处。”
作品即答案：用设计回应城市的“提问”
在上海，每个设计项目都是一道“考题”，而这个团队最擅长的，就是从复杂的需求里找到“最优解”。他们从不迷信“风格”，只相信“解决问题的设计才是好设计”。
武康路那家“会呼吸的书店”，就是一道关于“新旧共生”的考题。 书店所在的小楼，是一栋1937年的西班牙风格老建筑，业主希望保留老建筑的红瓦屋顶和拱形窗，但又要做一家现代化的书店。团队没有选择常见的“把老房子当外壳，里面塞满新书架”的做法，而是“解剖”了老建筑：拆掉了后期加的非承重墙，让原本被挡住的天窗重见天日，阳光透过彩色玻璃洒在书架上，投下斑斓的光影；一楼保留了老房子的壁炉，改造为儿童阅读区，壁炉上方挂着一面老式镜子，镜子反射的是对面书架上的绘本，而不是人——这个细节是陈默想出来的：“孩子坐在壁炉前看书，镜子里看到的是书本的世界，而不是自己，注意力会更集中。”书店的楼梯扶手，用的是老房子拆下来的柚木地板，打磨后重新拼接，每一道木纹都藏着几十年前的故事。开业后，这家书店成了武康路的“新地标”，有人专程来买书，有人只为坐在天窗下喝杯咖啡，连附近的老居民都会来走一走：“以前路过都没注意过这栋楼，现在才发现里面藏着这么多宝贝。”
浦东某科技园的“协作式办公空间”，则是回应“职场人性”的答卷。 甲方是互联网公司，希望打造“激发创造力”的办公空间，却提出了“既要开放又要私密”的矛盾需求。团队没做传统的“格子间+大开间”，而是用“城市街区”的概念划分空间：中间是“中央公园”，种满了绿植和水生植物，员工可以在这里开会、吃饭；四周是“小街”，用玻璃隔断隔出不同大小的工作室，有的可以容纳10人团队，有的只有2个工位，甚至连电话亭都设计成老式红色的，员工在里面打电话时，不会打扰到别人。最具巧思的是楼梯，他们没有用封闭的电梯，而是设计了一条“旋转坡道”，坡道上摆放了员工的绿植和摄影作品，上班时，员工们推着自行车上下坡，就像走在城市的街道上，遇见同事打个招呼，随手看一眼墙上的摄影作品，“这不是办公，是另一种城市生活”，科技公司CEO在验收时说，“员工的创意好像真的变多了。”
还有那家“藏在老弄堂里的日料店”，设计的核心是“尊重”。 老弄堂的房子低矮、潮湿，楼梯陡峭，甲方却坚持要开日料店——这看似是“不可能的任务”。团队没选择“砸墙改造”，而是顺着老弄堂的“肌理”做设计：保留原有的木质楼梯，每一级台阶都加固并包上软木，防止打滑；厨房设在了原来的天井里，用玻璃顶棚采光，既解决了排烟问题，又让食客能看到大厨切鱼生的过程；吧台用的是一张老榆木门板，桌子是老家具厂淘汰的刨床改造的，连盛酱料的小碟，都是从附近老奶奶那里收来的青花瓷片。店长说：“有顾客说，吃这里的寿司，就像在上海的老房子里，喝了一杯京都的清酒——这才是我们想要的‘海派日料’。”
影响不止于设计：他们是“城市翻译官”，也是“造梦师”
如今，这支团队的作品早已遍布上海，从外滩的百年建筑到张江的科技园区，从田子坊的艺术空间到崇明的生态民宿。但对他们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“做了多少项目”，而是“影响了多少人”。他们会在公司内部办“设计公开课”，邀请业主、学生甚至普通市民来听他们讲“老厂房里的柱子为什么不能拆”“弄堂里的阳光怎么用到房子里”；他们会带着团队去云南、贵州做公益设计，帮山区的学校改造图书馆，把上海的设计理念带到更远的地方。
去年秋天，团队举办了一场“上海记忆”设计展，没有华丽的展台，只是在展厅里搭了一个1:1的“老弄堂”实景：竹编的椅子、斑驳的煤球炉、墙上贴着的老报纸，甚至还有一扇能闻到雨后泥土气息的木门。展会现场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在弄堂里站了很久，他轻轻摸着墙壁说：“这是我家当年的样子啊。”那一刻，陈默突然明白，设计的意义，从来不只是创造美，更是留住时光，连接人心。
今天的上海，每天都在变化，新的高楼拔地而起，老的记忆慢慢褪色。而正是这样一支设计师团队，用他们的热爱与坚持，让这座城市在高速发展的同时，依然保持着“家”的温度——他们知道，最好的设计，永远是让走进空间的人，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。或许，这就是“上海知名设计师团队”最珍贵的注脚：不是名气，而是与这座城市的“双向奔赴”。
